难以阐释的三星之道

阿木

　　拿破仑深刻地影响了尹钟龙。多年之后，这位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在回忆年轻时代的阅读经历时说：“拿破仑还在上军校的时候，就已经熟谙欧洲的地理和历史，为后来在欧洲的扩张作了很好的铺垫。这种未雨绸缪的态度令人钦佩。”　<p>　　直到今天，更令尹钟龙迷恋的仍是哲学与历史。他曾说当三星电子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后，他就将游历世界的文化历史景观，重新思考哲学。当他在2004年10月25日站在上海科技会展中心面对将近1000名来自全球的商业伙伴、记者、三星员工时，只有很少人知道他的个人志趣。人们早已习惯于尹钟龙的那副面孔，他是《商业周刊》全球最佳经理人，《财富》的年度亚洲商人，《金融时报》的最受尊敬企业的领导人，在世界发行的商业媒体上，他微笑着、双手抱在胸前，他领导的公司生产了包括ＴＦＴ、ＬＣＤ、显示器、ＣＤＭＡ手机和内存芯片在内的7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全球领先。<p>　　它的广告以最绚烂的方式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Ｍａｔｒｉｘ》的片头上。在全球电子行业，尹钟龙信奉着“生鱼片原理”，隔天的鱼片只能以一半的价格出售，所以三星电子的新产品马不停蹄地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消费者眼前。　<p>　　在李健熙作为亚洲最神秘的商业人物而隐藏在幕后时，尹钟龙努力将三星电子塑造成一个拥有不熄创造力、开放、时尚、全球化的公司形象。在尹钟龙1996年成为三星电子的首席执行官时，他在三星集团正好服务了30年。22岁的尹钟龙在1966年进入三星集团时，他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因为担心难以维持生活，他放弃了哲学爱好而在汉城国立大学获得了电子工程的学位。在那个年代，能进入三星这样的财阀工作是年轻人最佳的选择，当时三星集团的创建人与领导者是李秉吉吉，他最小的儿子24岁的李健熙也开始在集团内工作。　<p>　　在接下来的30年中，尹钟龙既目睹了韩国发生的动荡的变革，也参与了三星的转变。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的军事独裁年代，充满了韩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血泪，也是韩国经济成长最为猛烈的时期。受到政治力量支持的财阀，迅速扩张为无所不包的超级公司。而在尹钟龙就任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几个月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在政治上，过渡的金泳三年代过去了，金大中的政治变革开始了。而长期支配着韩国经济的财阀体系面临着毁灭。“三星电子几乎破产”，尹钟龙后来回忆1997年的冬天。　<p>　　接下来便是一个媒体过度报道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在全世界的厂商都在收缩时，三星加大了对ｍｅｍｏｒｙ ｃｈｉｐ的投资。在一个以稳定著称的商业体系中，尹钟龙裁减了24000名员工，停止了非核心的业务。再造品牌活动也开始了，三星不应再依赖价格低廉，而应是时尚、前卫的代名词。尹钟龙相信，电子工业由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移，使三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模拟时代，经验与技术都被需要，后来者很难赶上。但在数字时代，所有的竞争者都有机会获得同样的技术。最重要的是智慧与速度。”　<p>　　但不管这个故事已被报道与分析了多少次，三星电子的成功仍像个谜。你可以很轻易地列举出一连串关键的时间表，三星会长李健熙1993年开始的“第二次创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尹钟龙领导的业务重组……但是那家在1998年濒临破产的企业，如何变成了2004年全球第59大公司，一家被视作典型的将被历史抛弃的财阀，又如何变成了全球电子业中最Ｃｏｏｌ、最富创意性的品牌。面对1997年－1998年那样的危机，只有一家拥有伟大的ＤＮＡ的公司才可能完成转变，因为管理模式可以复制，但公司的生命力与回复力却难以照搬。　<p>　　但我们最终发现，推动这种戏剧性转变的关键力量仍来自于李健熙与尹钟龙偏执狂式的思维方式、不可解释的危机感。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很难找出三星集团（三星电子的母公司）之于韩国的关系，这家集团市值占据韩国证券市场的30％，李健熙被称作韩国的经济总统，而三星电子则是韩国最大也是最富标志意义的公司，是韩国迈向信息时代的标志。商学院与经济媒体总是过度推崇制度的重要性，总是对过分强大的个人作用进行本能地怀疑，但最终却总是发现，如果不依赖于不可量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公司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一切成功都无从解释。　<p>　　与媒体塑造的形象不同，尹钟龙安静而谦和，当他走上台去做主题讲演时，他走路姿势拘谨，两手紧紧贴在裤子两边。他的讲话过分平稳，与三星激动人心的品牌形象相去甚远。像大部分日本、韩国公司一样，当他接受采访时，他的助手与随从占据了大部分会议室。当他面对面和你谈话时，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你不能指望他突然说出惊人之语。他曾经称自己是一名混乱的爱好者，他习惯通过危机来重新调整组织的观念，他对于危机感几乎抱有某种迷恋。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