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故事] 地方文史︱包伟民：江南市镇起源及其类型略议

2021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五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上，作了题为“江南市镇起源及其类型略议”的学术讲座。他从陆游的“西村”入手，通过解读其诗作，展现了南宋时期浙东农村地区的生活场景、市场的源起及层级类型。之后以浙江乌青镇为个案，对“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作了角度独特的评论。最后讨论了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的两种类型，即江南地区可分为属于嘉兴类型的中心地带和属于鄞县类型的边缘地带。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纯艳教授主持。

陆游的“西村”：农村地区市场的源起及其层级类型深入分析传统时期县级政权之下农村基层社会的生态，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焦点。包伟民集中解读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诗文，透过文人诗意的夸张与遐想，发掘出可资利用的历史信息，进而展现陆游心目中的“乡村世界”。他首先结合《游山西村》一诗与北宋鉴湖示意图，讨论了陆游生活的山会平原的乡村聚落的规模与形态，其故里位于三山之间，地势南高北低，村落分布颇为密集。

农业经济与市场的关系，是观察中国传统乡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学界习惯于将从农村基层的村市到府县城邑市场分为三级。包伟民结合陆游《诗稿》进行分析，指出像东村、西村、“小市孤村鸡喔喔”的杜浦桥之类距离比较近的属于基层市场；而位于水陆交通节点、平原山地交汇点上的梅市、柯桥、平水等进行茶叶贸易、杨梅交换等农产品集聚销售的，属于中间市场；再上一层级，就是作为中心市场的绍兴府城了。其中占据交通干道之利，分布在平原-丘陵交界地带和主要溪流水道的几个重要市场，既是山货的集散地，也是外部商品的转销点。

总之，南宋山会农村基本形成了由不同层级市场构成的网络体系，它们负担着农民日常米盐交换以及将大宗农产品转输外部世界的功能。

乌青镇案例：专业经济与专业市镇

大致从南宋时期起，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压力。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农田资源被开垦殆尽，江南地区慢慢地通过调整其农业经济结构来赢得新的发展空间，即从单一的粮食作物转向以棉桑粮相结合的专业经济。而在专业经济结构下，农民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来维持生计，通过出售纺织品来换取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所以，作为农村地区商业中心的市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而近年来在江南市镇研究领域中，关于“专业市镇”的学术范式日见引人注目。包伟民简单回顾了近百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市镇经济的研究。傅衣凌先生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首次提出“专业市镇”一词，指出江南市镇的发展“依据于当时社会生产，即商业、手工业、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一些市镇与“丝织业有密切关系”，该文奠定了迄今为止以江南市镇为研究主攻方向的学术格局。之后台湾学者刘石吉的著作《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结构变迁“都已发展至高度的专业化”，“各种专业性市镇应运而生”，提出了明清江南市镇的丝业及丝织业、棉业及棉织业、米业等基本专业类别。

此后，江南市镇经济研究在中国大陆进入任放所说的“繁盛阶段”，概念不断被强化，范式得以确立，市镇的专业类别在学者们的笔下日趋多样化，最后甚至出现所谓“一镇一品”的说法。针对这一点，包伟民指出，“专业市镇”的学术范式由于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因而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可是随着范式的强化，以及学者应用这一范式的种种欠周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矫枉过正”的弊病，即“范式的过度强化”。

基于此，他以浙江乌青镇为个案，分析了乌青镇及其周边农业经济结构，胪列了乌青镇工商各业的全部内容，达63种之多，以反映清末民初乌青镇市镇经济构成。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桑业固然是乌青镇农村经济中粮食作物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若说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进而规定了市镇经济的“专业性”，则有夸大之嫌。

发展水平：嘉兴类型与鄞县类型

近代江南市镇人口聚集规模与其结构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是决定市镇现代化水平的基本因素。包伟民取20世纪30年代的浙北嘉兴县与浙东鄞县为典型，提出了两种发展水平有所差异的类型：“嘉兴类型”与“鄞县类型”。

所谓嘉兴类型有这些特征：一、中间市场人口占农村市镇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二、市镇上的商铺绝大多数每日营业，市镇的城镇化水平或者说准城镇化水平很高；三、从市镇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农业人口相对较少，市镇作为商业区的中央性比较明确，因而市镇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商业繁盛的属于中间市场市镇的人口，其城镇性显然已经超过了乡土性。

而关于鄞县类型，则与之有明显的差别：一、缺少规模庞大、商业繁盛、居民万人上下的特大市镇，这反映着鄞县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还未在县区内部形成一定的专业经济中心；二、中间市场较少，基层市场数量比较嘉兴多，分布更广，因此市镇镇区人口占全县人口总数的比例大大低于嘉兴地区；三、更重要的是，鄞县农村市镇人口结构中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多数市镇尚未成为农村中较单一的商业中心，而是处在一种农商相兼的水平上，半市半乡，基本为定期集市，而不是像嘉兴类型那样，大多已经发展到日日市的水平了。

上述两种类型区分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大致来说，上述江南的中心地带，即太湖流域的东、南区城、大运河及其重要支流所经之苏、松、杭、嘉、湖等州府，以及上海附近地区，近代市镇人口均可归为嘉兴类型；在这些中心地带周边的地区，或者说江南的边缘地带，即宁绍平原、湖、杭两府西部以及苏州以北的宁、镇、常、锡等地，在承认其内部仍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同时，似可归入鄞县类型。

最后，包伟民再次强调，我们要“充分认识历史社会的复杂性，警惕过于明快的理论归纳”。在研究中，范式只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与分析问题的工具，我们需要考虑其是否适用，是否符合实情，要注重历史的复杂性。

（本文已经包伟民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