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货运村”

火烈鸟

当提到北京后厂村因重庆货运司机聚集被外界称为货运村时，房东语气立即严肃起来：“什么货运村?就是租房。这儿还是我们的村子。”
作者 | 王亚奇、王妍
编辑 | 刘建强
这个冬天，一场大火让北京人口清理进入高潮。无补贴、无安置。几周之内，新建村、泥营村、皮村、马连洼、后厂村等北京城中村的租客，及自如等互联网租房平台隔断房的租住者，总计数万甚至更多，被强令搬迁。
他们的到来和离开最终都被时代的喧嚣淹没。创业家&i黑马这篇关于“货运村”的报道，算是献给他们的一份记录。
一万名货运司机

北五环边上的后厂村，一直因盘踞了众多知名互联网公司名声在外。与这些公司动辄百亿、千亿市值的身份不相匹配的是，聚集了近万名重庆籍货运司机的北京“货运村”就隐匿其中。
在地理位置上，“货运村”与中关村软件园仅一路之隔，与北京知名的别墅区西山壹号院仅一墙之隔，但村内坑洼不平的街道和随处可见的棚屋、廉价小吃店不时提醒过路者，这里与其周边完全是两个世界。
重庆人李书友来这里十多年了，此前随着北京各区域拆迁，他还辗转过丰台、昌平等多个地方。他告诉创业家&i黑马，最近一次重庆籍货运司机集体搬入后厂村是在 5 年前，因为肖家河周边拆迁，他们以亲带亲、邻带邻的方式把家安在了后厂村。
“这儿是北京最大的货运村，我们重庆人现在在后厂村的最多，等于是我们的搬家总部。”说这句话时，李书友脸上闪过一丝得意。
后厂村吸引货运司机们的主要原因是，房租便宜，停车方便。
吴海就是 5 年前从肖家河搬进后厂村的。他在这里租了间十平米大的屋子，每月 400 元，一家三口住。狭小的房间被一张大床，两个衣柜，一个放电视的小矮柜和一个小电暖器塞得满满当当，偶尔有人来串门，只能坐到床上。不过吴海很满意，因为已是长期租户，这几年他的房租很少上涨。
和这儿的大部分重庆老乡一样，不出工时吴海喜欢把车随意停放在村子里荒废的空地上，离家近，出入方便。抢不到位置的时候，他也会把车停在几公里外村委会为避免道路乱停车修建的免费停车场里。

(村内空地上停放的货车)

“司机师傅们有时很不自觉，没人看着他们就会在路边随便停。”西北旺村村支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颇为头痛地表示。吴海说，停车场地面底层都是土，上面是石子，一到下雨天地面打滑得厉害，把车开出来是个大难题。“没有几年经验，车都开不出来。开出来，你也不敢开进去了。”
尽管如此，后厂村仍是最优选择——这里各式各样的互联网公司能为跟着他们一起打拼的妻子提供一份保洁的工作。
李书友一本正经地告诉创业家&i黑马，北京的媳妇可养不起，他们那儿的人都喜欢娶老家的媳妇，“能干活儿”。李的妻子就在中关村软件园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保洁，不过至今他也没记住那家公司的名称，只对大致的位置有印象，“楼底下有个建设银行”。
每天早上 9 点钟，李的妻子会准时出现在那家互联网公司，中午 11 点到 1 点则在旁边的餐馆做两个小时钟点工顺便解决午饭，下午再回到该公司。 5 点下班后再赶往另一个餐馆做保洁，晚上 9 点到家。货运司机的妻子们日常生活大多如此。
“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一个月下来也就 4000 块钱。”李书友有些心疼。他告诉创业家&i黑马，货运村的正餐是在晚上。不出活儿的时候，男人们的午餐总是选择“凑合一下”，晚上他们会亲自掌勺，提前给家人炒两个麻辣味的家常菜，“我们彭水男人普遍会做菜，也喜欢做。”
“彭水军”的辉煌时代

任何时间进到后厂村，都像半只脚踏进了重庆。以彭水命名的理发店、公厕，主营米粉、川菜的饭馆，各家各户饭点儿飘出的麻辣香味，以及充斥着重庆方言的街道巷弄，时刻提示这里是重庆人的地盘。

(以彭水命名的店铺)

作为后厂村为数不多的本地人，陈大爷说，现在这里80%都是外地人，其中重庆彭水人占了绝大多数。
陈大爷世代居住在后厂村， 90 年代开始，因为这里临近西北旺农贸市场和不少搬家公司，他和同乡的房子就被陆续租出去了。务农时代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赚“瓦片儿钱”的好日子。不过与 2003 年因“胆儿小”同意拆迁的后厂村村民相比，陈大爷全家不仅错过了住进楼房的机会，生活环境也愈发差了。
这几年选择驻扎在后厂村的重庆彭水司机不断增多，房子数量因此急剧膨胀。村口的大队用地上，新的住所被搭建起来，隔成几十个不到 10 平米的小屋子。村里，各式房子屋顶加上彩钢棚变成两层“小楼”，通过屋子外侧的钢梯上下。
不过，这里居住的大多数彭水货运司机并非你想象中的贫困人口。按照李书友的说法，在北京货运生意最好做的 2010 年— 2014 年，他和很多同乡每个月甚至能赚到5、 6 万元。
“我们一家人买了好几十万(保额)的商业保险，我买了 25 万，给我媳妇和儿子各买了 10 多万。”李书友说。不久前他还花 20 多万给儿子买了辆本田，“全款买的”。
李书友和上文提到的吴海几乎是最早一批到北京做货运的彭水人。李还记得 1994 年刚到北京的时候，从火车站出来，身上只有一条被子，两套衣服。离家时随身带着的 100 块钱，只剩下 12 块，他在苹果林子里吃住了三天。
90 年代的利康和四通，是北京最早的一批搬家货运公司，也是大部分重庆人正式开始搬家货运生意的第一站。李书友在来京后的第四天找到了工作，去利康做搬家小工，每次出工 6 块钱，每个月“使劲儿干”能赚 300 块。最让他高兴的是，那里有不少彭水老乡，而且因为公司管住，他再也不用睡苹果林了。
早期出来做货运生意的彭水人赶上了行业红利。 1997 年前后，熟谙这门生意的门道后，他们纷纷选择从搬家公司出来单干。李书友也在来京四年后，买了第一辆货车并第一次回了老家。他们在北京干货运挣到不少钱的消息迅速在家乡流传开来。
彭水是国家级贫困县，在李书友、吴海等先行者的带动下，老家的亲戚朋友们陆续来到北京，涌入搬家货运行业。吸引他们的，不仅是能赚大钱，更重要的是“每天出工回来都是现钱，从来不欠账”。
“湖南、山东、重庆三个地方的人同时做搬家，只要你说你是重庆的，货主都喜欢。”李书友以此为豪。
在他看来，这靠的是流淌在重庆男人身上的生活经验，外乡人干不来。“见过我们那儿的棒棒军吗?棒子两边各一个筐，担在肩上从长江岸上往上爬，一千多个楼梯都不用停，全是一股劲上来。”
近几年，也有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份的人相继进入后厂村从事货运，让彭水人骄傲的是，这里始终还是他们的地盘。一方面因为入行早，彼此帮扶带动的“彭水军”掌握了大量客源，另一方面他们娴熟的搬家技巧保证了服务和高效，在业内赢得了好口碑。
“别的地方的人干货运不像那么回事，慢慢吞吞的干不起来，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我们这边的搬家工人好多都不愿意跟他们干。”吴海说。
来自四面八方的外乡人在这儿很难与重庆人形成一个圈子，这是后厂村租户的共识。“很少来往，各干各的。”独自在家门口晒太阳的李歌说。他来自河南周口，到后厂村还不满 3 年，但早已深谙这一行的门道，“就是讲究人脉，他们重庆的车多人多，大部分都干了十多年了，赚的肯定多。”
除了一致“排外”，彭水货运司机的团结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有一次，吴海给客户搬完家，对方突然找借口拒绝当时结账，事后再去找，对方就不承认了。“实在气不过，这不是欺负人吗，我们就一帮重庆人过去把他家的电视、电脑砸了。”
“彭水军”在北京的迅速崛起不仅让当地更多的劳动力来到后厂村，也让有心人看到了商机。
4 年前，彭水的地产开发商黔龙国际在后厂村设立了办公室，并在商铺最集中的巷子为村民免费修建了一座全村最大的公厕，目的是向彭水人推销老家房产。李书友当时以每平米 5000 多元的价格全款买了两套房，每套 126 平米。

(彭水地产公司在后厂村修建的厕所)

“我的经济水平在我们这儿只算中等，” 李书友说，“当时大家普遍都买了两三套房。”
每况愈下

后来者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庹亚红和丈夫也来自重庆彭水。两年前庹亚红需要到北京看病，夫妻二人辗转来到后厂村。“我们不想担风险，没买车，主要跟着别人干。”
日子只是凑活，“最近几年什么东西都水涨船高，货运的活儿越来越少，我们家那个人除了搬家现在也干点别的。” 庹说。
衰落是从 2014 年之后开始的。李书友回忆，那时起，后厂村做货运的越来越多，国家事业单位人员搬家做活动的却越来越少。当时，网络推广成了他们的最大依仗。
代价不菲。李书友说，在网络推广平台开户需要七八千元，此后需不断往账户充钱，充钱多者才能被排在前面，但不论接到活儿与否，用户每点击一次都需要付给该平台 100 多元。
放在前几年生意好时，这对他们只是小钱。现在，情况不同了。找上门来的网络推广平台只增不减，效果却越来越差。李书友在赶集网、 360 搜索等平台做的网络推广，每个月数千元不等的花费几乎都石沉大海。
“现在做网络推广的都是骗子。把你骗上去，又接不上活儿，钱都弄进去了。” 李情绪激动。现在再有人打电话来让他开户，他会立刻挂掉电话。“想跟我合作，得保证每天有活儿拉，要不然就每天有电话响(货主咨询电话)，我才信。”
网络推广没能带来他们想要的效果，货拉拉、 58 速运等同城货运平台却早早在这座城市通过一轮轮割喉战完成了市场教育。一度，凭借源源不断的订单，以及每个月仅数百元到一千元不等的服务费，这类平台成为“彭水军”试图重回疯狂赚钱时代的新抓手。但很快，他们意识到，这些看似为货运司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的平台，实际成了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不加入这些平台，没劲。”正准备出车的王远告诉创业家&i黑马。他看起来不满 50 岁，面庞粗糙黝黑，矮壮的身躯裹在土黄色的夹克里，说话时眼里闪过一丝狡黠。说起每天都能抢到单，他出声反驳，“那个赚的少啊，起步才 100 多块钱，我们这车起步价一般都得 300 块。”
从十里河出发到工人体育馆卸货，不足 15 公里，只负责三个沙发装卸的活儿，王远的收费是 500 元，而在货运平台他预计收入不会超过 200 块。
王的活儿，大多来自熟客。不是每个后厂村货运司机都有这样的熟客，尤其这几年新入行的。到货运平台抢活儿是不少司机大多数时间不得不做的事。
刚刚花十三万六买了辆国五厢式货车的廖志高平时就在货拉拉抢活儿，不过他已经很多天没有开过工了。早前他有辆厢式货车，但今年 7 月份开始，因国三、国四货车尾气不达标，路上交管查得厉害，和大多数“彭水军”一样，廖志高盘算着换辆新车。原来的车离报废还有些年头，可以卖一万多块钱。
不过，换了合规新车的廖志高并没有迎来天天出去拉活儿的好日子。“现在 58 速运、货拉拉把价钱弄得太低了，顾客给了差评也没人听我们解释，他们只听顾客的。”廖愤愤不平。
他在货拉拉上出过几次工，有时候实际运输距离超过了平台测算距离，客户不愿支付多出来的几公里费用;有时候客户不愿加钱请工人，装货时间超时了客户又不愿意支付超时费用，下一趟活儿的时间还被耽误了。总之，各种情况只能“自认倒霉”，否则客户以服务不好为由给了差评，平台除了扣掉司机积分、减少订单分派，还可能停止派单让你去听课——如何更好地服务货主。
58 速运董事长陈小华告诉创业家&i黑马，这个领域谁控制订单，谁就最厉害。干得不好别人给差评，这是建立了一套货车司机的自我进化机制。至于价格低，是活儿多了的结果。廖志高不管这一套，现在，他学“聪明”了。
抢完单，一问运输距离远，不让带工人，东西又多，廖就让对方取消订单。这是以卵击石，和廖一样的“聪明人”出工次数正越来越少。一位搬家工人的妻子说，原来很多老乡一个月 30 天都在拉活儿，现在，最多干到 15 天。
不少人也尝试过别的机会。在出行平台打得火热的 2014 年前后，后厂村聚集的上万名货运司机几乎家家户户买小车开起了滴滴。有些人干脆转了行，有些人则在没有货运生意时以此赚个零花钱。

(曾经被用做跑“滴滴”的轿车)

“彭水军”开滴滴有先天优势，认识路，服务好。早期补贴力度大，吃得了苦的人每个月至少能从滴滴拿上万元。廖志远回忆，滴滴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每天凌晨 3 点之后，能看到白天开出去的一排排小车陆续回到后厂村。
但这个致富梦很快随着网约车新政的出台破碎了。“叛变者”不得不重拾搬家业务。
退路
几年前，一个货车司机可以月入五六万元，现在，一万多元已经是天花板。只能从每单抽成10%的搬家工人，有的月收入已不足 5 千元。
有人做起了外卖员，有人做起了共享单车收车员，有人做了快递员。而一个月前的大火，吹响了他们必须离开北京的号角。

(转行的租户)
据村民的说法，几周前，后厂村大队房子里的数百名租户已经被全部清退。幸运的租户靠高价很快在村里剩余的村民自住房安顿下来，更多人只能到周边村镇找房子。
“附近几个村子的房租都涨了两三倍。”李书友原来的房租是每个月 400 块钱，现在要 1000 多块钱。
随之上涨的还有生活成本。村内已禁止卖东西，安保人员隔三差五会来检查，动辄近百人。“他们控制着我们不许动，他们雇佣的工人开始收东西。”一对在村上卖水果的夫妻说，两天前安保人员刚刚来过，所到之处，小饭店的煤气罐，地摊上的水果、蔬菜、衣服、食品，都在没收之列。
我们没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创业家&i黑马到达的那天午后，摊贩们在村里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小路上偷着摆出商品，没有出工的男人们随意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晒太阳，观看路人。旁边叉出的一条小路口，三四个男人就路边的一条狗能卖多少钱聊得不亦乐乎。

(村内唯一一条商业街)
“你现在搬到哪儿去了?”一位路过的村民和李书友打招呼。
“就那边。”李顺手往前一指。
“那儿不是断水了吗?”
“先住着吧，马上过年了，房子不好找。”
房租虽已大幅上涨，但因为房子的彩钢棚存在安全隐患，李书友不得不在每天找活儿之外继续找房。他告诉创业家&i黑马，前两天他看中过一套房，每个月 1700 元，但谈妥之后刚搬进去一张桌子房东就反悔了。
房东陈大爷对突然到来的房租上涨非常理解：“供不应求就涨了。这跟坐车一样，春节回家不都得涨钱吗?”
他的十多间小平房早早就租出去了，现在房租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对于这些年外乡人纷至沓来，他觉得没什么欢迎不欢迎的，赚点儿“瓦片儿钱”。不过当我们提到这里因重庆货运司机聚集被外界称为货运村时，他语气立即严肃起来：“什么货运村?就是租房。这儿还是我们的村子。”
后厂村的各个路口正被陆续架起限高杆，禁止货车进村。不少货车横七竖八地停在中关村软件园与货运村相邻的马路上。

(货车被停放在后厂村与软件园相隔的路上)
“交警来了就贴条，一次罚 200 块钱。没办法，车多得实在没地儿停。”一位刚把车停在路边的重庆司机告诉创业家&i黑马。
现在，这群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已超 10 年甚至 20 年，见证了北京从小平房到高楼林立的重庆人终于意识到，北京从来不属于他们。原来他们想着就在这儿待一辈子，让自己的后代都在这儿。
“明年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带着亲戚们回老家找营生。”李书友说。不过他仍然不解，“万一我们全走了，肯定要有人给北京搞卫生、掏厕所、扫地吧，不然公司也会倒闭。”
采访中，这样的困惑被后厂村的租户们一再提起。他们不明白，他们为北京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把北京的卫生做得很好，为什么这里不欢迎他们。
这群彭水人还清楚地记得，前两年彭水县领导亲自到清华大学给他们开会，浩浩荡荡邀请了两三千名有经济实力的彭水货运司机，希望他们回老家搞发展，做投资。
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彭水当地的农商银行，为让他们存钱，承诺以后贷款贷多少就给多少。
还有，往常过年几千辆货车一起回老家，当地房地产公司黔龙国际列队欢迎他们的场面。“村子里面都堆不下我们的车，走都走不动。”
坐在小饭馆的凳子上，李书友脸上一直以来的焦虑神色，慢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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