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加西亚”

火烈鸟

<p>　　美国作家兼出版家阿尔伯特.哈伯德可能不会想到，他的那篇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本《致加西亚的信》（１８９９年）及其姊妹篇《自动自发》（１９００年），在１００年后还被走入末途的管理者们奉为管理圣经。<p>　　作用还不止于此，罗文的“再现”给那些感叹人心不古的人找到了新的佐证；给某些管理者们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因为职员不是“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问题才这么糟；也给一些管理者们找到新的使命——寻找“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那样的职员。<p>　　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说，几乎每个被神化的历史人物，他都能破解，因为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但有些人他就是不去破解，因为人们之所以神化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需要。我不知道罗文能否被破解，或许他真的是一个接近神化的人，但每个阅读者显然喜爱越来越神化的“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因为他们有这种需要。<p>　　管理者们为什么喜爱罗文？罗文这样的人多么好管理啊！他几乎能洞察管理者的一切需要，他建立了宗教般的自律，他能够自我激励，他能够弥补管理者的过失。总而言之，因为有了罗文，管理者们就不会显得无能。而这恰恰是管理者的无能，也是管理者们的悲哀。<p>　　悲哀在于，如果人人都是罗文，管理者们的职能将会大大弱化，有些管理岗位将没有存在的必要了。<p>　　悲哀还在于，如果职员是“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那么管理者是美国总统麦金利吗？正如“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样，即使另一个罗文真的出现在管理者面前，管理者能象麦金利对待罗文那样对待他吗？其实是因为有了能够发掘罗文的美国总统麦金利，然后才有“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故事。<p>　　毫无疑问，职员并不都是罗文，管理者们也不都是麦金利。“把信送给加西亚”是个案，美国总统麦金利也是个案。他们都不具备管理学的普遍意义。<p>　　推而广之，凡是树立道德标杆的管理都没有典型意义，真正有效的管理一定是针对普通人设计的，而不是针对罗文那样的人设计的。<p>